德國社會學界巨擘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 2026 年 3 月 14 日以 96 歲高齡辭世，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畢生建構的溝通行動理論與「公共領域」概念，對戰後德國乃至全球的民主思潮與社會理論發展，都產生了無可取代的深遠影響。
哲學巨擘哈伯瑪斯辭世：畢生辯論與理論建構
哈伯瑪斯生前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聞名，不僅在學術界聲譽卓著，亦積極參與時事議題的討論。他曾參與多場影響深遠的學術論戰，奠定其思想地位。例如，在 1964 年海德堡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上，他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為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辯護，質疑社會科學應否採取「價值中立」的方法論，與以波普（Karl Popper）為主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展開了著名的「實證主義論戰」（Der Positivismusstreit）。此役後，哈伯瑪斯確立了其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接班人的地位。
另一場持續數十年的重要論戰，則是哈伯瑪斯與德國「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掌門人盧曼（Niklas Luhmann）之間的「社會理論論戰」。這場辯論涵蓋社會本質、社會學基本概念（如溝通、意義、行動）、研究方法典範（功能分析、價值批判、規範重建），乃至社會演化解釋（變異與選擇、溝通共識）等廣泛面向。儘管兩人觀點南轅北轍，但他們皆努力建構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對二戰後的知識發展貢獻良多，影響深遠。
有趣的是，哈伯瑪斯投入這些論戰的同時，也逐步修正其早期帶有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方法論立場。他不斷納入「普遍語用學」等觀點，並將其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相結合，最終於 1981 年出版了兩大冊的《溝通行動理論》。這套理論重新樹立了帶有規範性意涵的「程序正義」論述，強調在「理想言說情境」下，所有「公共領域」參與者都應遵循「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等「有效性宣稱」，透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這被視為他為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病態發展」所提出的重要藥方。
「公共領域」的概念是理解哈伯瑪斯思想的關鍵。他在 1961 年以《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完成大學任教資格論文，並於 1962 年出版，成為其首部重要學術著作。這本書的英譯本《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於 1989 年問世，適逢蘇聯東歐劇變，使得「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並與北歐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結合。這也成為他在 1992 年出版《Faktizität und Geltung》（事實與效力）中提出「雙軌民主」的基礎。
哈伯瑪斯精心建構的「雙軌民主」模式，主張民主運作應包含兩條軌道。第一軌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Informal Public Sphere）構成，在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等開放溝通空間中，共同發現問題、聚焦議題，並在自由論辯中形成「公共輿論」。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Institutionalized Deliberative Politics），亦即在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政治系統中，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經由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他認為，健康的民主必須確保公民意見能有效傳導並影響決策，這象徵著一種「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周明泉語）
有趣的是，哈伯瑪斯對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極為敏銳，有時不惜改變原有立場。當他發現舊作《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觸發新風潮時，他回頭檢視並修正了原本「低估」現代「公民社會」的論點。在 1990 年該書再版序言中，他正式將黑格爾（Georg W. F. Hegel）到馬克思（Karl Marx）慣用的「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全面改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重新詮釋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Civil Society概念。
此外，哈伯瑪斯在 1986 年主動發起「歷史學家論戰」，大力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認為這些論述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道德負擔，朝向「歷史正常化」（Normalisierung）。哈伯瑪斯認為此舉危險，將削弱民主的道德基礎。他的觀點透過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代表了社會良心，也使得他的「公共知識分子」地位愈益穩固。
多元視角下的哈伯瑪斯：讚譽與爭議並存
哈伯瑪斯的辭世，引發各界廣泛追思。包括政治人物和媒體界在內，許多人推崇他是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法國《世界報》更將他置於歐洲思想史的宏大脈絡中，認為他的思想象徵了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不過，哈伯瑪斯近年來在評論時政時，也曾引發不少爭議。他在俄烏戰爭和以色列發動的加薩地區戰爭中皆發表評論，但對比他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立場，其態度顯得猶豫不決。他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並應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溝通，而在對待巴勒斯坦人道危機時，也缺少明確的道德譴責，因此遭致不少批評。有評論甚至嘲諷他過於不了解烏克蘭情勢，抱持著「西歐中心主義」的觀點。
對於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理念，後殖民批判學者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地緣政治的現實令「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完全瓦解，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根本難以成立。
然而，一份另類報紙對於哈伯瑪斯的蓋棺論定見解，或許能提供一個平衡的視角：終其一生，他展現的是一種「疑慮中的希望」（skeptische Hoffnung）。
後續觀察：溝通理性在「價值多神論」時代的挑戰
哈伯瑪斯以九十幾歲高齡仍積極參與公共輿論，其精神值得敬佩。然而，面對當今世界韋伯（Max Weber）所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境界，哈伯瑪斯醉心的「溝通理性」卻似乎陷入無用武之地的窘境。
即便他再如何大聲疾呼，在當前地緣政治的現實下，例如最新的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事件，建立在普遍主義之上的國際法形同虛設。這不禁令人反思，如果人類不樂見「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的支配力量，那麼哈伯瑪斯所堅持的溝通與理性，仍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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