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當臺灣社會正為連續26個月的「生不如死」少子化危機焦慮之際，另一組驚人的數字卻揭示了家庭深處的隱憂：內政部警政署統計顯示，114年國內家庭暴力案件通報數高達13萬6781件，相較於113年，激增了9419件，增幅達到7.4%。這不僅是五年來的新高，更令人心痛的是，受暴者的傷害程度也隨之升級，移送家暴刑案的數量飆破1萬3831件，較110年大幅增加近六成。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沉重的事實：<strong>家庭暴力問題在社會底層持續惡化，亟需正視並鼓勵司法求助，才能真正打破這沉默的暴力循環。</strong></p>
<h2>表象：數據背後的血淚與警訊</h2>
<p>一個數字震驚了所有人：在人口負成長的背景下，家暴通報與刑案移送數竟雙雙創下五年新高。這反映出即便家庭結構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家庭內部的暴力問題卻未見緩解，反而日益加劇。資深文字工作者王翔正先生便指出，通報數與刑案移送數的攀升，固然顯示了部分案件浮上檯面，但更深層的「犯罪黑數」問題依然嚴峻，許多受暴者選擇隱忍，不願第一時間尋求司法協助，這無疑是將自己推向更危險的境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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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翔正先生觀察到：「多數受暴者有隱忍情形發生，遭受暴力侵害不會第一時間尋求司法協助，導致後續傷害層級升高，甚至透過司法介入或新聞報載時早已危及生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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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種隱忍，往往讓原本只是言語或輕微肢體衝突的家暴，逐步升級為更嚴重的身心傷害，甚至危及性命。當外界終於得知時，往往已是悲劇的邊緣，讓人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受暴者寧願選擇獨自承受，也不願向外界求援？</p>
<h2>真相：隱忍的深層原因與社會盲點</h2>
<p>家暴事件的「犯罪黑數」高居不下，背後有著錯綜複雜的心理與社會因素。其中一個令人動容的現象是，在少子化的社會裡，有些家中長輩為了不讓卑親屬（例如自己的子女或孫輩）因家暴入獄，即便自身遭受暴力對待，仍選擇長期身處恐懼之中。這是一種基於親情的無奈犧牲，卻也讓施暴者得以持續為所欲為。</p>
<p>除了親情羈絆，愛情世界裡的「相愛相殺」也是家暴的常見場景。隨著家庭型態轉變，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於112年完成第七次修法，將同性配偶及未同居親密關係伴侶納入保護範圍。然而，這類案件的受害者往往因不願同志身分曝光，或深陷「恐怖情人」營造的「沒有我，你不會更好」的恐懼氛圍中，而選擇沉默。施暴者慣於操縱受害者的情緒，讓他們產生「一定是我做錯了什麼，才導致他傷害我」的自責感，久而久之，受害者會誤以為離開後會更痛苦，從而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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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翔正先生進一步分析：「操縱恐懼情緒的施暴者習於營造出『沒有我，你不會更好』的氛圍，讓受害者自責『一定是我做錯了什麼，才導致他傷害我。一定是我有問題，才會被他的言語與肢體霸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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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各方角力：司法介入的力量與自保之道</h2>
<p>面對家暴，許多受暴者可能會質疑司法介入的效力，因而卻步。不過，實務上家事法院在受理後，會依照個案情節核發保護令。一旦核准，保護令能有效命令相對人不得持續騷擾、接觸，甚至必須遠離受暴者固定處所。更重要的是，倘若相對人知悉並收受法院核發的保護令後，仍做出違反禁制行為，即觸犯刑事犯罪，屬於公訴罪的現行犯，人人皆可逮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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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針對保護令的效力，王翔正先生強調：「實務上家事法院受理後會依照個案情節決定是否核發保護令，如核准後可命相對人不得持續騷擾或命遠離固定處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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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因此，面對家庭暴力，勇敢尋求司法協助是遠離被害的關鍵一步。王翔正先生誠心建議受暴民眾，首要之務是先自保，包括：儘速就醫取得驗傷診斷書，並及時保存客觀證據，例如拍攝自身傷勢與毀損現場的錄影音資料，作為佐證。同時，應立即報警，請員警到場制止暴力，並向法院聲請保護令。此外，若有緊急安置需求，也可透過社政、衛政網絡資源介入，獲取人身庇護與心理諮商等專業協助，避免再次受暴。</p>
<h2>深層影響：社會成本與信任崩解</h2>
<p>家庭暴力不單是個人與家庭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沉重負擔。當家暴案件不斷升級，不僅受暴者身心受創，其子女也可能在暴力陰影下成長，複製或承受創傷。這種惡性循環，長遠來看會侵蝕社會的信任基礎，增加醫療、司法、社福等公共資源的投入，形成巨大的社會成本。在少子化導致社會結構更為脆弱的當下，家暴問題的加劇，無疑是對社會韌性的一大考驗。</p>
<h2>未解之問：如何建構更安全的社會網絡？</h2>
<p>儘管法律已提供保護，社會網絡也逐步完善，但家暴通報與刑案移送數創新高，同時犯罪黑數仍存的現象，卻提醒我們這場對抗暴力的戰役遠未結束。我們不禁要問，除了司法介入，社會還能做些什麼，才能更有效地鼓勵受暴者打破沉默？如何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施暴者的行為模式，並建構一個讓所有家庭成員都能感到安全、被尊重的社會環境？這將是我們必須持續探索，並集體努力尋求解答的深層課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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