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數字：240天、714次訪視、0次安置。台北市一名10歲女童在家遭性猥褻，長達240天未被妥善安置，甚至出現自殘行為。而第一線社工在這段時間內，總共進行了714次的訪視與聯繫。當數字攤在陽光下，你很難不問一句：這套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 數據總覽

根據衛福部資料，2019年7月是台灣兒少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蔡英文政府正式全面實施「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三項評估工具。這套制度後來由賴清德政府沿用，甚至在去年的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中，依然白紙黑字載明。台北市這起個案，正好就是這套制度下的產物。

楊植斗在臉書上揭露了幾個關鍵數字，值得我們一格一格看仔細：

從這張表格來看，714次的努力，換來的是240天的空轉。這裡面藏著一個巨大的矛盾：社工越認真執行政府的SDM指南，反而越難做出安置決定。說真的，這到底是社工不專業，還是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寫好了劇本？

SDM制度的兩面刃

楊植斗點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SDM制度的重點之一，就是「透過安全計畫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這句話本身沒有錯，誰都不想輕易把一個孩子從原生家庭帶走。但問題在於，當「避免安置」變成KPI，當社工的每一個決定都被這套結構化工具綁住，後果就是——714次的訪視與聯繫，換來的是0次安置。

根據衛福部報告檔案，這套SDM三項工具在2019年7月全面正式實施後，確實改變了第一線社工的決策模式。結構化決策模式不是壞事，它能減少人為判斷的偏差。但有趣的是，任何工具都有兩面刃。當「結構化」變成「僵化」，當決策指南變成免死金牌，基層只能照表操課，出了事就拿著指南說「我是照規定走的」。

換個角度想，如果今天社工違反SDM的建議，提早強行安置，後來被家屬投訴、被長官釘，誰來保護這個社工？恐怕沒有人。這就是制度設計的微妙之處——它讓社工在做對的事時，必須先賭上自己的職業生涯。

誰在獵巫，誰在卸責

這起事件發展到現在，最令人不安的其實不是制度失靈——制度本來就會失靈，修就好——而是政治人物面對失靈的態度。楊植斗說得很直白：民進黨議員質疑基層社工「不專業」，指控「延宕200多天未安置」。但同一時間，蔡英文前總統在28日深夜發文，說「制度不會因為建立了，就永遠完整」，還強調「不希望孩子的遭遇，最後只剩下政治上相互指責」。

對一般人來說，這段話聽起來很理性、很溫暖。但楊植斗的質疑是：這套機制就是您任內正式實施的，現在出了事，您跟著發文，為網路出征的火焰添柴加薪，然後說要檢討機制。說真的，這套邏輯，你聽得懂嗎？

基層社工是拿著政府頒布的指南做事，他們不是決策者，他們是執行者。現在出了事，民進黨第一時間把責任推給第一線，說他們「不專業」。但問題來了——如果社工照著制度做叫不專業，那當初制定這個制度的人，叫什麼？

從這個角度來看，楊植斗呼籲蔡英文「先面對責任而非獵巫」，其實點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政治人物把制度失靈包裝成個案失職，真正該被檢討的結構性問題，就會被輕輕放過。這對那個10歲的孩子來說，公平嗎？

編輯觀點：從產業面來看，SDM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政策外包」案例——上層制定決策工具，下層照表操課，出事時上層說「這是工具的問題」，下層卻要扛「不專業」的罪名。這種卸責的SOP，在台灣的公部門體系中並不罕見。如果我們繼續把制度失靈簡化成個人失職，那麼下一個240天、下一個714次訪視，還是會發生。說到底，這不是藍綠的問題，這是整個兒少保護體系「重程序、輕結果」的結構性病灶。真正該做的，是檢討SDM的決策權重設計，而不是叫社工揹鍋。

數位發展與兒少保護的距離

話說回來，這起事件也讓人思考一個更前瞻的問題：在2026年的今天，我們有AI、有大數據、有各種數位工具，為什麼兒少保護還在靠714次人工訪視來判斷一個孩子該不該被安置？數位發展部成立這麼久，兒少保護系統的數位轉型，到底走到了哪一步？

如果有一套即時的風險評估系統，整合社政、警政、衛政的數據，或許240天的空轉可以被縮短成24小時。但現實是，我們的制度還在依賴結構化決策模式這種「紙本思維數位化」的工具，而不是真正數據驅動的決策系統。這不是數位部的責任，但這絕對是台灣社會需要正視的數位落後。

數據告訴我們什麼？

從2019年7月到2026年8月，SDM制度實施已經超過七年。七年來，它幫助了多少孩子？又讓多少孩子像台北市這位10歲女童一樣，在制度的縫隙中墜落？714次訪視對比0次安置，這不是社工不努力，這是制度在告訴我們：「避免安置」的優先級，被設定得比「及時安置」還要高。

楊植斗說，真正負責任的做法，是把制度哪裡失靈、哪一個環節需要補強，一項一項找出來。這句話對一半。另一半是：找出來之後，誰來扛決策的責任？是制定制度的蔡英文？是沿用的賴清德？還是照表操課的社工？如果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下一次，我們還是會看到714次訪視換來240天的遺憾。

至於蔡英文說的「從每一次遺憾中找出問題、把漏洞補起來」——說真的，這句話聽起來很對，但前提是，我們得先承認這個漏洞是自己任內就存在的，而不是事後才發現它破了。

給讀者的一句話：下次當你看到兒少保護的新聞，請記住——社工不是不努力，他們只是被困在一個讓他們不敢做決定的制度裡。問題不在執行端，在設計端。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SDM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是什麼時候開始實施的？

SDM三項工具是在2019年7月由蔡英文政府全面正式實施，後續賴清德政府沿用至今，並載明於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中。

為什麼社工寧願訪視714次也不安置女童？

因為SDM制度的核心之一就是「透過安全計畫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社工依循這套政府制定的決策指南執行，導致決策過程傾向於「盡可能不安置」。

楊植斗對蔡英文的主要批評是什麼？

楊植斗批評蔡英文任內實施SDM制度，如今制度失靈卻未第一時間為基層社工說話，反而跟著發文檢討機制，形同讓社工成為政治操作的祭品。

蔡英文對這起事件的回應是什麼？

蔡英文在28日深夜發文表示事件細節尚待釐清，不希望簡化第一線工作者的努力，並強調制度需要持續維護、從遺憾中找出漏洞補起來。

※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內容僅供參考，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