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數字震驚了所有人：台灣每年超過四萬件親密關係暴力通報，但謝智博告訴我，真正讓他入行後大感意外的，是「恐怖情人」的數量——多到超出想像。

當你聽到「徵信社」，腦中浮現的是什麼？抓姦、跟蹤、黑衣人在車上偷拍？還是港片裡那個叼著菸、戴墨鏡的私家偵探？現任台灣偵探職業總會理事長謝智博，在這個行業將近二十年，他接受的專訪裡說了一句大實話：「徵信社上面貼的負面標籤太多了，撕不完。」

但真正讓我坐直身體的，不是他怎麼撕標籤，而是他口袋裡那張從泰國帶回來的黑白照片——一個二等兵，一個情報員，一段中斷了五十年的承諾。還有，那些藏在日常角落、比抓姦更讓人心驚的「恐怖情人」案件。

表象：抓姦還是大宗，但恐怖情人悄悄爬上排行榜

謝智博沒有給出太令人意外的答案：「最多還是以外遇為主。」婚姻與外遇調查至今仍占相當大比例。但當記者追問「有沒有哪類案件，是你入行前根本沒想到會這麼多的？」他幾乎沒猶豫：「恐怖情人。」

實際接觸後他才發現，遭前夫、前妻、前男友或前女友糾纏的人，遠比外界想像得多。而所謂「恐怖情人」不只是暴力毆打——有些人用情緒勒索控制對方，有些以簡訊、電話不斷威脅騷擾，也有人掌握私密影像、生活資訊，甚至把騷擾延伸到工作與日常。

「這些事情單獨看來或許只是一次簡訊、一筆訂單或一則網路留言，但當它日復一日發生，對當事人而言，卻可能成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精神折磨。」

謝智博舉了一個案例：一名女子分手後持續遭前男友以簡訊恐嚇，對方甚至假冒她的名義在網路上散布帶有性暗示的訊息，結果真的有陌生男子信以為真，跑到她工作的店內騷擾她。還有人惡意訂購外送或商品，再要求女子付款。

「恐怖情人」不能只用一句「分手就好了」帶過。每個案件背後的威脅程度、掌握資訊與雙方關係都不一樣，需要的處理方式自然也天差地別。

真相：一張老照片，一段等了五十年的承諾

在形形色色的委託裡，謝智博說自己最喜歡的其實不是抓姦，而是「尋人」。說起尋人，他的語氣明顯多了幾分興奮——但特別強調，債務型尋人通常會排除，真正讓他著迷的，是那些因為戰亂、時代、家庭變故或各種人生際遇而失散多年的人。

因為有時候找到一個人，找回來的不只是一個名字或地址，而是一段被時間中斷了幾十年的人生。

2009年，一名曾任情報工作的張姓老先生找上謝智博，希望協助尋找昔日同袍吳純斌留在泰國的家人。當年吳純斌執行情報任務前，將家人安置在泰國曼谷附近，並託付好友若自己沒回來，務必幫忙照顧。後來吳純斌未能返台，這份承諾成了老人家掛念數十年的心事。

幾十年過去，能留下的線索少得可憐——幾個疑似地址的中文字、幾張2吋黑白照片，以及幾個家人的名字。張姓老先生甚至在泰國當地中文報紙刊登多年尋人啟事，始終沒有結果。

謝智博接下委託後，循著有限線索飛往泰國。當時經濟並不寬裕，老人家能提供的費用也有限，為了省錢，晚上不敢住旅館，只能睡網咖，衣服洗完擰乾，靠泰國乾熱的天氣晾乾繼續穿。

「我把那邊每一個市場都走遍了。」

有一天找人找得口乾舌燥，身上的錢又不敢亂花，他看到街邊一家掛著中文招牌的金飾店，硬著頭皮走進去討杯水喝。店家聽出口音，得知他從台灣來泰國尋人後，不只再倒了一杯水，還隨口提醒：「要不要去中山會館問問看。」

就是這句話，讓原本幾乎斷掉的線索重新接了起來。

謝智博沿著石頭路走了約五、六分鐘，遠遠就看到一面醒目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走進會館，語言不完全相通，就靠比手畫腳、寫字溝通，最後有人帶他沿旋轉樓梯走上塔樓。當他再次說出「吳松勳」三個字時，一名打牌的老人家突然有了反應。

「我其實都快跪下來了，因為我已經尋找了一個多月，我找不到。」

大約半小時後，外頭傳來老舊腳踏車鐵鏈轉動的聲音——一名老人騎著腳踏車緩緩抵達，走進來後告訴他：「我就是吳松勳。」

跨越數十年的名字，終於在異鄉對上了人。謝智博後來跟著吳松勳回家，得知部分家人早已離世，但對方交給他一張吳純斌年輕時的2吋黑白照片——一個留著平頭、約25歲上下的男子，和當時的謝智博差不多大。

那是一張在吳純斌出任務前寄往泰國、歷經數十年仍被保存下來的照片。謝智博拿到後不敢放進行李，一路貼身收在胸前帶回台灣。

回到桃園那天，外頭雷雨交加。原本一路省吃儉用的他顧不得再省錢，直接從機場搭計程車趕往張姓老先生位在桃園的住處。鐵捲門拉起後，兩人在餐桌旁坐下，他慎重地把那張黑白照片交到老人家手裡。

老人沒有馬上說話，只是盯著照片看了很久——謝智博不知道究竟過了3分鐘還是5分鐘——直到最後，老人家才緩緩說出一句：「這張照片很重要。」

後來在張姓老先生持續奔走下，吳純斌的相關身分及事蹟獲得政府認定，並有後續入祀忠烈祠、遺眷撫卹等結果。但對謝智博而言，真正留在他心裡的，是老人家接過照片後久久沒有說話的那幾分鐘。

「這些尋人的案件，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豐富了我的生命。」

各方角力：徵信社查得到底有多深？一條「明顯違法」的界線

然而，徵信業可以幫忙尋回失散數十年的人，另一面卻也可能因為「查得太深」，直接碰觸一個人的隱私與法律底線。

台灣目前沒有一部專門規範民間偵探的法律，從業人員在實務調查中，可能碰觸個人資料、隱私、妨害秘密等法律問題。面對記者直接詢問「如何確保所有蒐證方式合法」，謝智博的回答相當坦白：

「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合法性。」他進一步解釋，合法與否當然會納入考量，但以實務工作而言，他會優先思考委託人的權益與案件目的。他也坦言，部分業界可能採取的秘密攝影、追蹤設備等調查方式，本身就可能存在明確法律問題——「這明顯一定是違法的。」

這番話直接點出台灣徵信產業長久以來最具爭議的一面：即使目的是尋找真相、保護委託人或協助家屬，「目的正當」是否就能合理化違法蒐證？

謝智博也坦言，從業過程確實可能面臨法律風險，尤其隨著個資、隱私與科技發展，相關法律見解不斷變化，從業人員不能只知道「怎麼查」，還得知道司法實務的界線正在往哪裡移動。

「徵信社上面貼的負面標籤太多了，撕不完。」

這也是他現在積極推動「偵探產業制度化」的重要原因。相較之下，「偵探」兩個字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反而更容易聯想到柯南、金田一等作品裡的調查角色——有神秘感，也帶著一定程度的專業想像。

謝智博認為，現行「工商徵信」的產業分類早已無法完整涵蓋今日民間調查工作的樣貌。他希望第一步先讓產業有更明確的定位，有了清楚的商業分類後，才能進一步建立職業組織；第二步則是專業訓練與證照制度。

他以海外國家為例，認為民間調查人員應該建立一定的資格與管理門檻，而不是任何人只要掛上「徵信」招牌，就能進入這個可能高度碰觸他人隱私的行業。

「你今天要當醫師，要念醫學院、受訓；律師要考國考、實習，但徵信這個行業沒有。」謝智博說，目前從業者背景五花八門，有退休警察，也有人過去從商、做會計或從事完全不同的職業。他並不認為偵探一定得是警察出身，甚至有時候更願意從一張「白紙」開始培養——真正重要的，是能不能持續學習法律、心理、人性、溝通與風險判斷。

而第三步，也是謝智博認為最終必須面對的，就是台灣是否需要一部真正的「偵探專法」。

「當舖有當舖業法、律師有律師法、地政士有地政士法，但偵探這個行業一直存在，卻沒有被規範。」他認為，與其假裝民間調查產業不存在，不如正視它、把規則訂清楚——包括什麼人可以從事、哪些事情能調查、哪些手段絕對禁止，以及委託人與被調查者的權益如何保障，都應該有明確界線。

謝智博甚至期待，若有一天制度真正成熟，民間偵探或許能在尋人、民事調查、安保等部分領域，成為公部門之外的另一種協助力量。但他也不諱言，若談到真正的大型刑案，現階段台灣民間徵信業的能力仍遠遠不足——即使有從業人員自行接觸相關鑑識知識，也無法取代警方完整且系統性的刑事偵查訓練。

「我相信國內沒有任何一個徵信業者有這個量能。」

深層影響：從「徵信社」到「偵探」，台灣需要怎樣的專法？

從外遇、恐怖情人，到一張從泰國帶回、等待了數十年才重新回到故人手中的黑白照片——近二十年的徵信工作讓謝智博看見的，其實不只是人們想藏起來的秘密，也包括許多想盡辦法都希望得到一個答案的人。

但也正因這個行業有能力走進別人的婚姻、行蹤、過去甚至隱私，制度與界線才更加重要。

謝智博近年積極推動台灣偵探產業與海外接軌，除了加入世界偵探協會（W.A.D.），也與韓國偵探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隨著跨國婚姻、尋人、商務調查等需求增加，許多案件早已不是單靠台灣一地就能完成，更需要可信任的海外夥伴彼此協作。

他透露，積極跨海與各國偵探組織交流、建立合作關係，除了希望讓台灣的偵探產業與國際接軌，也帶著一份私心——希望透過自己一次次走出去，讓更多海外同業認識台灣、看見台灣。

「我希望有一天，世界各地談到偵探產業時，也會知道台灣有我們。」

從「徵信社」走向「偵探」，真正需要改變的或許從來不只是名稱。謝智博說，他希望有一天，這個產業能透過制度與法律逐步走向「正當化、正常化、正向化」。

編輯觀點
從產業面來看，謝智博提出的「偵探專法」不只是徵信社的內部問題，它其實反映了台灣社會對隱私權與調查需求之間的集體焦慮。我們既渴望有人能幫忙找到真相——無論是失散數十年的家人，還是伴侶偷吃的證據——卻又害怕自己成為被調查的對象。這種矛盾在數位時代只會越來越尖銳。話說回來，如果連醫師、律師、地政士都有專法規範，為什麼一個可以合法（或非法）進入他人生活細節的行業，反而沒有任何資格門檻？謝智博說得直接：「與其讓產業長期處於模糊地帶，不如正視它、管理它。」但真正困難的問題在後面：當「尋找真相」的權利碰上「不願被窺探的隱私」，那條線該畫在哪裡？這恐怕不是一部專法就能解決的，而是整個社會對隱私邊界的集體重新定義。

未解之問：在真相與隱私之間，那條線該畫在哪裡？

謝智博分享自家公司的招募方式——想進立達工作並非單憑膽子大、會跟蹤就能錄取，應徵者得先接受考試，其中就包含邏輯測驗。比起是否有相關經驗，他更在意一個人的邏輯思考、判斷與學習能力。畢竟真正執行調查時，面對的往往不是照著標準答案就能破解的問題。

但這些內部訓練，終究無法取代外部制度的約束力。

「你要常看新聞，但不是只看誰判幾年、誰無罪。」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理解一個判決為什麼這樣判，因為真正進入案件後，面對的從來不是教科書裡一模一樣的人。

謝智博說，希望有一天這個產業能透過制度與法律逐步走向「正當化、正常化、正向化」。但在那一天真正到來以前，民間偵探究竟可以查多深、做到哪裡？當一個人「尋找真相」的權利，碰上另一個人不願被窺探的隱私時，那條線又該畫在哪裡？

這恐怕也是台灣如果真的要迎接「偵探產業」，最終不能只留給偵探自己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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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呼籲
如果你的身邊正有人遭受恐怖情人騷擾，或你懷疑自己可能被跟蹤、調查，請記住：蒐證很重要，但安全更重要。不要輕易自行蒐證，避免與對方正面衝突。可先諮詢法律專業人士或社工單位，了解合法蒐證的界線與保護令的申請方式。徵信業的存在反映了社會的真實需求，但在制度完善之前，保護自己永遠是第一順位。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台灣的徵信社和偵探社有什麼不同？

目前台灣法規上沒有明確區分，但實務上謝智博推動將「徵信社」轉型為「偵探」定位。現行「工商徵信」的分類早已無法涵蓋民間調查工作的全貌，包括外遇調查、尋人、詐騙蒐證、家暴蒐證等，都屬於這類業務範疇。

委託徵信社調查外遇，蒐證方式一定合法嗎？

不一定，而且很多時候可能違法。謝智博坦言，秘密攝影、追蹤設備等調查方式「明顯一定是違法的」，目的正當並不能合理化違法蒐證。委託前應先與業者確認調查手段，避免自己成為共犯，甚至面臨妨害秘密等法律責任。

什麼是「恐怖情人」案件？徵信社能怎麼協助？

恐怖情人案件不限於肢體暴力，還包括分手後持續騷擾、恐嚇、情緒勒索、散布私密影像、惡意訂購商品等行為。徵信社可以協助蒐證、確認加害者行蹤，但關鍵在於合法蒐證的界線，建議同時尋求法律途徑與社工資源，並考慮聲請保護令。

民間偵探在台灣為什麼沒有專法規範？

台灣目前沒有「偵探專法」，從業人員不受任何資格或證照限制，任何人掛上徵信招牌就能營業。謝智博主張應比照當舖、律師、地政士等行業，建立明確的分類、訓練與證照制度，並明確規範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

徵信社的尋人服務真的能跨國找到人嗎？

有機會，但難度極高。謝智博分享的泰國尋人案例是少數成功的例子，通常需要極少的線索、長時間的現場訪查，以及運氣。跨國尋人費用不低，且結果無法保證，建議先確認手上擁有的資訊完整度再決定是否委託。

※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內容僅供參考，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