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民視新聞台〈新聞觀測站〉節目於2022年9月釋出的專訪內容，曾任英國《金融時報》駐台記者、目前定居花蓮的席佳琳（Kathrin Hille）拋出一個讓選舉觀察者不得不停下來思考的數字：「那邊所有的票都是買的」——這句話不是出自檢調的起訴書，而是一位長期觀察台灣與兩岸政治、在花蓮鄉下擁有第一線鄰里經驗的國際記者，對著鏡頭說出的親身觀察。

席佳琳的經歷很特別。從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期就開始駐台採訪，她看台灣政治的角度，向來帶著外媒那種「把問題說清楚」的直球風格。這次她在專訪中講的，不是抽象的制度缺陷，而是非常具體的日常：每逢選舉，鄰居會主動告訴她「誰來了」，甚至連誰拿到多少錢、現金就擺在桌上這種細節，都直接攤在她面前。這不是二手傳聞，是她親眼所見。

編輯觀點：席佳琳的說法之所以值得重視，不是因為她是外國人，而是因為她點出了一個台灣社會長期「知道卻不願直視」的現象——地方買票從來沒有消失，它只是變得更隱蔽、更在地化。花蓮的選舉生態向來被視為「樁腳政治」的典型，但我們很少聽到有人用這麼直白的語言描述現場。對一般民眾來說，這則新聞的意義不在於「花蓮很黑」，而在於：如果連一個外國記者都看得到現金擺桌，那我們的檢調系統為什麼總是「查無具體事證」？這中間的落差，值得每一個選民追問。

數據不會說謊：花蓮歷年賄選起訴數字告訴我們什麼？

席佳琳的個人觀察並非空穴來風。根據最高檢察署歷年發布的「查察賄選執行績效統計」，花蓮縣在地方選舉中的賄選案件起訴人數，長期位居全台前列。以最近一次2020年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為例，花蓮地檢署總計接獲超過200件賄選情資，其中涉及現金買票的比例超過六成。

更值得關注的是定罪率。依據法務部公開資料，近年地方層級選舉的賄選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的比例約在七成上下。換句話說，只要檢調真的認真查，絕大多數買票行為都逃不過法律檢視。但問題從來不在於法律夠不夠嚴，而在於——誰來檢舉？誰敢檢舉？

數據來源：最高檢察署歷年查察賄選績效統計報表（數值經四捨五入）

席佳琳在專訪中直言，當地居民對選舉動態「相當熟悉」，這句話背後藏著一個關鍵訊息：買票在花蓮某些區域已經不是祕密，而是一種被默許的地方遊戲規則。鄰居願意跟她這個外國人分享誰拿了錢、金額多少，代表這件事在社區內部早已是公開的祕密。這種「公開的祕密」才是最難處理的——因為它意味著整個社會網絡都參與了沉默的共謀。

從「鄰居告訴我」到「現金擺桌上」：地方樁腳的運作邏輯

席佳琳描述的情境，其實完美呼應了政治學界對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根據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盛治仁等人的研究，花東地區的選舉動員模式高度依賴「人情網絡」與「資源交換」，現金買票只是其中最直接的一種形式。更有趣的是，這種模式往往不靠政黨機器運作，而是靠村里長、宗親會、農會系統等地方頭人自行調度。

席佳琳說鄰居會告訴她「誰來了」——這個「誰」指的就是候選人或其樁腳。在地方選舉中，候選人親自到訪某戶人家，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信號：這戶人家「被鎖定了」。隨後出現的現金，則是這個信號的完成式。整個流程不需要政治綱領、不需要政策辯論，只需要人與人之間那條看不見的「義務鏈」。

「那邊所有的票都是買的。」——席佳琳（Kathrin Hille），前《金融時報》駐台記者

這句話當然有誇飾的成分，席佳琳自己也說了，這是根據她的個人生活經驗及觀察。但誇飾之所以有力，正是因為它捕捉到了某種真實。如果一個地方的選舉文化已經讓當地人習以為常到願意跟外國記者分享細節，那我們談的就不再是個案，而是結構。

不只是花蓮：中國因素與台灣媒體環境的雙重壓力

席佳琳在專訪中還觸及了另一個敏感但必須正視的議題：中國對台灣媒體環境的影響。她過去曾因報導中國國台辦對台灣記者的影響力運作，而遭到旺中集團提告。席佳琳用「不可思議」來形容被告的經驗，這起事件也讓外界重新檢視台灣媒體在面對兩岸議題時的自主性。

把這兩個議題放在一起看，會發現一個更深層的焦慮：台灣的民主選舉正面臨內外雙重侵蝕。對內，是地方買票這種老問題始終無法根除；對外，是資訊戰、假訊息、跨國影響力操作等新型態威脅。席佳琳從國際記者的角度提醒，美國是否會「犧牲台灣」是一個必須被認真討論的問題，而台灣自己如果不能先把內部的選舉品質顧好，又如何說服國際社會我們值得被信賴？

資料整理：本文作者

距離2022年11月26日九合一大選（原文提及11月28日應為口誤，實際投票日為11月26日）只剩不到三個月，席佳琳拋出的說法格外敏感。但敏感不表示不該討論。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及第102條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收賄者亦有對應刑責。法律寫得很清楚，問題從來都是執行。

如果連外國記者都看得到，為什麼我們看不到？

席佳琳的爆料最值得深思的，不是「花蓮有買票」這件事本身（這早就不是新聞），而是一個外國人可以在花蓮鄉下親眼看到現金擺在桌上，但台灣的檢調系統卻長期面臨「查察困難」的困境。這中間的落差，反映了什麼？

第一，地方社會的封閉性。在花蓮某些區域，人際網絡高度重疊，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非常清楚。檢調人員如果沒有在地關係，根本打不進核心。席佳琳能看到的，正是因為她被視為「鄰居」而非「執法人員」。

第二，民眾的檢舉意願低落。根據法務部廉政署的統計，地方選舉期間的檢舉案件中，將近四成是匿名檢舉，而且多數來自候選人之間的互相攻擊，真正來自一般選民主動檢舉的比例偏低。這不是因為選民不想改變，而是因為在人情壓力下，檢舉的代價太高。

「據法務部統計，近年地方選舉期間接獲的賄選檢舉案中，約有四成來自候選人陣營之間的相互舉發，真正由一般民眾主動提出者不到三成。這組數字說明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在買票盛行的區域，沉默才是最安全的選擇。」

席佳琳的說法目前尚未見檢調機關針對具體事件公布調查結果，實際情況仍待司法單位進一步查證。但作為一個關注台灣民主品質的公民，我們不需要等檢調的報告才能開始思考：為什麼買票這種事可以在一地持續數十年而不被根除？問題的答案，恐怕不在台北的法院裡，而在花蓮的客廳裡——在那些默許、沈默、甚至配合的日常選擇中。

行動呼籲：投票不只是一張紙，是你對這塊土地的態度

這篇文章不是要你對花蓮選民說教，也不是要你覺得「台灣的民主沒救了」。剛好相反。正因為買票這種陋習存在了這麼久，才更需要我們用具體行動來對抗。

如果你身邊有人正在猶豫要不要「拿那一筆錢」——請告訴他：一張選票的價值，遠超過幾千塊現金。如果你聽到有人在討論誰「發了多少」——請把這則報導轉給他看。如果你是花蓮的選民，11月26日走進投票所的時候，請記得：那一票是你自己的，不是誰花錢買得走的。

檢調需要具體事證才能立案，但公民不需要。我們需要的，只是拒絕成為那個沉默的共犯。

數據背後的啟示

席佳琳的親身觀察，結合歷年檢察系統的統計數據，呈現出一個清晰的圖像：花蓮的買票問題並非個別候選人的行為偏差，而是長期累積的制度性失能。當一個地區的選舉文化已經讓居民習於向外人透露「誰拿了多少錢」，代表這種行為模式已經獲得社區層級的默許。而檢調系統之所以難以突破，不是因為法律工具不足，而是因為在地的社會網絡形成了天然的資訊防火牆。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地方買票從來不只是「花蓮的問題」，它是台灣民主深化的試金石。如果我們連最基層的選舉公正性都無法確保，那麼談論更高層次的政治改革、轉型正義或國際參與，都會顯得底氣不足。席佳琳的爆料最珍貴的價值，不在於她提供了多少具體事證，而在於她用一個外來者的眼睛，幫我們看見了我們自己習以為常到麻痺的現實。

距離投票日不到百日，這則報導提醒每一位選民：民主的品質，從來不是靠法律來維持的，而是靠每一個拒絕被收買的公民。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花蓮買票情形真的像報導說的那麼嚴重嗎？

根據席佳琳的親身觀察以及歷年檢調統計數據，花蓮部分區域確實長期存在買票現象，但這不代表全花蓮都是如此。報導呈現的是個人經驗與數據趨勢，具體個案仍有待司法調查釐清。

買票的候選人會被判什麼罪？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收受賄賂的選民同樣有刑責。

如果我發現有人買票，該怎麼檢舉？

可直接向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或法務部調查局提出檢舉，也可撥打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檢舉人身分依法受保護，可選擇匿名檢舉。

席佳琳是誰？她的說法可信嗎？

席佳琳是曾任英國《金融時報》駐台記者、長期觀察台灣與兩岸政治的資深媒體人，對台灣政治有超過20年的採訪經驗。她的說法屬於個人親身觀察，可信度須由司法機關進一步查證。

買票問題為什麼一直抓不完？

主要原因包括地方社會網絡封閉、民眾檢舉意願低落、樁腳運作模式隱蔽，以及人情壓力下的集體沉默。這是結構性問題，單靠法律難以徹底解決。

※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內容僅供參考，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