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府去年度罰款及賠償收入決算數字出爐，總額高達55.44億元，比前一年度整整多出3.34億元。這筆帳，讓新北市議員張嘉玲在議會直接開炮：「都在拿小市民開刀嗎？」面對質疑，警察局長方仰寧強調取締件數其實在下降，嚴重惡性違規仍是主要對象。只是，當一張罰單可能吃掉小攤商半個月收入，執法的「合理」與「合法」之間，那條線該怎麼畫？
三年多三億，錢從哪裡來？
攤開新北市府近兩年的歲入決算，罰款及賠償收入從前年度的52.1億元，一路爬升到去年的55.44億元。3.34億的增幅說大不大，但對照市府宣稱的「執法從寬」基調，這個數字就顯得很刺眼。
張嘉玲在議會質詢時點出一個關鍵矛盾：如果交通違規取締真的持續減少，那罰款收入理論上應該同步下降才對。她直接點名中和好幾個傳統市場，長期被同一批檢舉人盯上，攤販接到罰單接到手軟。「小市民一個月收入可能不過兩萬多塊，一張罰單就吃掉一大半，」她說，「開罰看起來合法，但合理嗎？」
這句話其實戳中了很多人的痛處。法律是死的，但執法的尺度是活的。當檢舉文化配上高額罰鍰，變成某種「另類稅收」的時候，市府的立場就該更謹慎。
警察局長：件數降了，但重大違規罰更重
面對砲火，新北市警察局長方仰寧的回應倒是數據清晰。他指出，今年1到7月科技執法處所的取締件數為10萬3765件，比去年同期的20萬2778件，整整減少了9萬9013件，降幅達48.8%。這數字看起來漂亮，但罰款總額卻逆勢成長，他解釋原因在於「重大惡性違規」的比例拉高，一件動輒幾萬元，罰鍰總額自然被墊高。
「從產業面來看，這反映了一個現實：科技執法普及後，輕微違規確實被有效抑制，但『高單價罰單』的占比也同步上升。對市府來說這是績效，對基層民眾來說這卻是壓力。問題不在於罰不罰，而在於『裁量基準』有沒有跟著社會現況調整。如果一套標準用到底，那傳統市場的攤販永遠是輸家。」
方仰寧也強調，警方的立場始終是「嚴重惡性違規」優先取締，至於傳統市場的攤販問題，他當場回應「沒有在掃蕩」，還是尊重市場自治會管理，除非有具體檢舉才回歸法令處理。換句話說，只要沒人檢舉，警方並不會主動進市場開單。
勸導為優先，但「檢舉魔人」怎麼解？
張嘉玲在質詢中反覆強調一個概念：「苦民所苦」。她建議，不論是交通微罪還是市場攤販的小型違規，都應以勸導為優先。這個建議聽起來合理，但實務上有個大漏洞——檢舉制度。
根據現行法規，民眾檢舉案件警方必須受理並依法裁處，這讓「勸導優先」的空間被大幅壓縮。尤其在新北市這種人口密集的城市，傳統市場周邊的違停、擺攤問題本來就複雜，一旦被特定檢舉人盯上，攤販幾乎沒有轉圜餘地。新北市經發局長盛筱蓉在會中也表態，經發局與警局的立場一致，「以輔導為優先」。但問題是，輔導跟罰單之間，攤販有沒有真正的「第二次機會」？
- 科技執法件數下降48.8%，但罰款總額反增，顯示罰鍰結構已改變
- 重大惡性違規（如酒駕、嚴重超速）為警方優先取締對象，與小攤販違規性質不同
- 檢舉人制度讓「勸導為主」的美意大打折扣，基層執法人員也左右為難
- 市場自治會目前仍是第一線管理單位，但缺乏公權力約束力
展望與影響：執法該有「輕重緩急」的社會共識
這起爭議背後，其實是台灣社會對「執法正當性」的集體焦慮。一方面，民眾期待交通更安全、市場更有序；另一方面，當罰單變成某些人眼中的「市府小金庫」，信任感就會快速流失。
從數字來看，新北市的罰款收入佔總歲入的比例並不高，但3.34億的增幅代表的不是市府「賺更多」，而是裁罰結構正在往「重罰」傾斜。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明年度的罰款歲入預算只會更高，屆時「勸導優先」會不會變成只剩口號？
話說回來，警察局長已經表明重大違規才是主要對象，但基層員警在實際開單時，有沒有足夠的裁量空間去區分「輕重緩急」？還是每次出勤都只能照表操課？這些問題，恐怕不是一場議會質詢就能解決的。
但至少，張嘉玲把這個矛盾搬上檯面，讓大家重新思考：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需要更多社會對話。你認為呢？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
常見問題 FAQ
新北市罰款收入為什麼一年增加3.34億元？
主要原因是重大惡性違規（如酒駕、嚴重超速）的取締比例提高，這類違規的罰鍰金額較高，單件可達數萬元，因此雖然總取締件數下降，罰款總額仍逆勢成長。
「勸導為優先」在實務上真的做得到嗎？
難度很高。因為現行檢舉制度規定，民眾檢舉案件警方必須依法受理並裁處，壓縮了勸導空間。加上科技執法採自動開單，完全沒有勸導的緩衝餘地。
一般小攤販或輕微交通違規會被重點取締嗎？
根據新北市警察局長方仰寧的說法，警方目前以「嚴重惡性違規」為主要執法對象，傳統市場攤販並未遭到主動掃蕩，仍以市場自治會管理為主，但若有檢舉仍會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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